湘江战役过后，中央红军的伤亡惨重，兵力锐减，从起初的八万六千余人降至三万余人。这一变故对博古与李德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博古的情绪亦随之跌入低谷。
红军的众多指战员开始普遍而公开地表达了对博古、李德领导层的不信任。刘伯承在后来的会议上曾言：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量变终于到了产生质变的时候，毛泽东是时候出山了。
博古与李德原本的规划是前往湘西地区与红二、六军团汇合，而红军长征的既定路线则是先西进后北上。这一动向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他意识到中央红军主力意图与红二、六军团实现会师。因此，蒋介石紧急调动了近二十万兵力，部署了四道严密的防线，旨在阻拦红军主力穿越湘黔边境继续北上。
博古与李德仍旧坚守原有计划，筹备引领红军继续踏入蒋介石精心布设的包围陷阱之中。
这是，毛泽东站出来说话了，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不能再往北开进了。
意见不同，须开会讨论。
1934年12月12日，红军抵达湖南省的通道县。当天，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人在通道县的恭城书院紧急召开临时会议，就红军未来的行进方向进行深入讨论。
在通道会议中，博古与李德依旧顽固地坚持着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的方案。李德更是找来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导致追击的国民党军队先行超过了红军。红军则趁机在敌方后方迅速转向北方，进而与红二、六军团实现了汇合。
毛泽东坚决反对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说明如果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建议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发言，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也表态，支持毛泽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会议上，获得了多数票。
会后，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的命令，要求各军团继续西进。但同时又令红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以便于中央红军在西进途中寻找机会北上。毛泽东的意见，一开始只是作为权宜之计。
困境并非一场会议即可化解。1934年12月15日，红军抵达贵州黎平。途中，关于是北上还是西进的路线选择，争论始终不绝于耳。直至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持续对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进行深入探讨。
李德因病没能参加会议，博古的观点依然是，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主张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会议的基调和通道会议，基本一致。
博古与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周恩来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采纳毛泽东的建议，红军西进渡乌江北上，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二十日，红军踏入贵州黄平。在这片繁茂的橘子林中，王稼祥与张闻天共同完成了一桩令人称颂的壮举。
长征启程之际，王稼祥因腹部受伤，始终依靠担架缓慢前行。张闻天亦因体弱多病，同样需靠担架支撑。于黄平地区的橘林深处，张闻天与王稼祥的担架并肩休憩。
王稼祥问张闻天，中央关于红军的战略方向到底去哪里。张闻天回答，也没有个明确的地方，仗这样打下去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
张闻天的建议正合了王稼祥的人心意，对于他们这一批从上海到江西苏区的留苏派，王稼祥是最早一个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人。当天王稼祥就跟彭德怀通了电话，随后几个红军军团指挥领导都互通了意见，都赞同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
遵义会议决议基础已奠定。
1935年一月，中共中央于猴场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再次驳回了李德、博古所提出的“可在乌江南岸构建一个临时根据地，随后逐步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实现会合”的谬误提议，并作出决定，红军应立即强行渡过乌江，攻克遵义城。
猴场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作战方针的制定、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等方面，军委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详细报告。”此举实际上剥夺了李德以往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最后基础。
1935年一月七日，红军打下了黔北重镇遵义，在这里得到了短暂的修整机会。毛泽东、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在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红军总司令部亦设于此。
今日，对于这场会议的赞誉之词络绎不绝，在党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鲜有会议能享有如此众多的崇高荣誉。那些深知红军与中国革命历史的人们深知，从某种程度而言，此次会议的决策关乎一支军队的兴衰，进而左右了一个党和国家的未来。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由博古主持的会议，首先聚焦于探讨战略转移的目的与方向。此前在黎平会议上提出的，以遵义为枢纽，构筑川黔边根据地的构想遭到否决。继此，会议接受了刘伯承和聂荣臻的提议，决定红军应准备北渡长江，并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部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一旦战略目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便随之而来的是对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所采纳的军事路线进行清算。虽来迟一步，然而终究还是如期而至。
博古主持了本次会议的主报告，对自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以来的军事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他指出，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军实力过于雄厚，以及红军在白区开展工作的不足。
博古发言甫毕，会场内便有人情绪激昂。周恩来总理随即安抚了那位情绪失控的同志，并亲自补充了一份报告，进行自我反省。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军事指挥上的失误。
周恩来发表讲话之后，张闻天随即提出反驳，对博古与李德的领导手法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指责，并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了犀利的批判。
接着张闻天，毛泽东做了系统的发言，前后讲了一个多小时，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战略上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
遵义会议的基调，实则由张闻天的反驳报告奠定。彼时，中央委员会的常委成员仅有四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以及项英。项英未曾参与长征，而张闻天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地位，其发言分量自然不容小觑。
张闻天发表纲要性讲话，其内容条理清晰，与博古的发言形成了鲜明对比，有力地指出了“左”倾错误的军事方针，充分展现了一位理论大师的深厚功底。
遵义会议成功，张闻天贡献显著。
王稼祥随后发言，提出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领导，大会予以通过。
毛泽东的复出，王稼祥功不可没。
遵义会议的成功，还源于一个很很重要的原因，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上海中央局电台负责人被捕后，中共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也正是因为没了共产国际的干预，中国共产党才能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独立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军事战略问题。
遵义会议不仅标志着中国革命的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关键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