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曙光初现之际，即1949年的岁末时节，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友好访问。

随着《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署仪式的圆满结束，斯大林亲自主持了一场隆重的招待晚宴。中苏两国官员齐聚一堂，共庆盛事，互致热烈的祝贺。斯大林充满关怀地询问毛泽东：“您在回国之后，若对苏联有任何需求，请直言不讳，无需有所保留。”

在即将返回祖国的时刻，毛泽东与周恩来一同访问了斯大林。斯大林在会晤中提及，中国革命经过数十年的艰苦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建议毛泽东将个人撰写的论文、文章、文件等汇编成集，并予以出版。同时，斯大林还特别强调，该选集必须同步推出俄文版。他补充说，毛泽东的思想对苏联同志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斯大林一度对毛泽东抱有轻蔑之情，曾戏谑地将中国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贬称为“奶油马克思主义”。斯大林的这一提议，实则透露出他已承认毛泽东作为中国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地位。这一举措可视为一种策略性的、内敛而积极的“纠偏”动作。

毛泽东深刻领会了斯大林话语中的精髓，随即指出，苏联共产党在理论总结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始终是我们实践不可或缺的指引。鉴于此，整理我的著作时，理应以此为准绳。鉴于我们自行总结可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我诚挚地恳请斯大林同志派遣一位理论造诣深厚的苏联同志，协助编辑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

斯大林果断同意了毛泽东的请求，随和地表示：“我们将派遣尤金院士来承担这一使命。或许你们对他还不够熟悉。尤金院士在马列主义理论领域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底，是苏联科学院专注于马列主义研究的院士。不知这一人选是否符合你们的期望？”

毛泽东初次听闻尤金的大名，便立刻表达出热烈的欢迎之情，面容上洋溢着微笑，对斯大林说道：“如此杰出的人才，正是我所喜见。”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亲自出席了为斯大林七十寿辰举办的庆祝盛典。

02

毛泽东重返首都不久，尤金便迅疾抵达我国。

尤金对中国语言并不熟悉，因此，他不得不依赖俄文版毛泽东著作的翻译者师哲和苏联翻译家费德林的不懈协作，将毛泽东的著作翻译成俄文，并提交给两位专家审阅，以确保能够成功编纂出俄语的《毛泽东选集》。

尤金在苏联被誉为理论界的巨擘。但对中国，他的了解却颇为浅薄，深信自己的理论造诣远胜于乡野出身的毛泽东。因此，甫一抵达，他便立即展现出导师的气派，对师哲和费德林所翻译的俄文材料吹毛求疵，不是此处有误，便是彼处不妥。

比如文风略显质朴，实难跻身高雅之列，诸如“一屁股蹲下，坐于炕上”、“懒婆娘的裹脚布，既臭且冗长”等语句，堪称粗俗之至！尤金挥洒笔墨，大胆对毛泽东的此类用语进行了精心的修改与删削。

在文中，毛泽东提出了“生生死死”的表述，尤金对此提出了明显的逻辑疑问，他对师哲表达了不满之情，直言：“这段内容亦需加以修订。”在俄语的表达中，我们必须追求高雅的境界，以此彰显革命者的文化修养！对于任何涉及生死轮回、神秘莫测的元素，都应坚决予以摒弃！

师哲，作为毛主席的俄文翻译，曾荣任中央编译局的首席领导者。

师哲不得不向毛主席汇报：“尤金对主席的文句进行了较为显著的调整。”

“他怎么改的？”毛泽东问道。

古文之韵，在我国似乎已被彻底口语化，原本充满诗意的意境，经他之手，变得索然无味，宛如平淡的白开水。更为遗憾的是，他几乎将所有生动的语言，都按照僵硬的俄语模式进行了改造，几乎成了新一轮的生硬模仿！

毛泽东并未明确表态。实际上，毛泽东制定了个人策略，他并未急于采取行动进行查纠，而是耐心等待尤金主动寻求会面。正如预期，尤金最终亲自拜访毛泽东，希望深入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深刻内涵。然而，由于俄语中没有直接对应的表达，若直接进行翻译，可能会让苏联人感到困惑：“为何恰好是一百家，既不是更多也不是更少？”

毛泽东坚定地表达：“无论百家还是万户，新增一家不可容忍，减少一家亦绝不允许。”

尤金敏锐地察觉到毛泽东情绪的低落，深知毛泽东的文字不容有丝毫篡改，因此他深知自己必须坚守职责，忠实地传达。继此之后，尤金开始对中方翻译师哲的独到见解表示敬意，并转而采纳了忠于原文的直译技巧，以此“规范”对毛泽东著作的翻译。这一转变促使他真正地投入到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入探究之中。

尤金

03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的战火肆虐，朝鲜战争硝烟弥漫。紧接着，美军加入战局，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8月19日和28日，毛泽东主席先后与尤金进行了两场深入的长谈。在这些会谈中，毛泽东特别指出，如果美军在朝鲜继续增兵，仅依靠北朝鲜人民军的力量，恐怕难以抵挡。因此，中国必须提供直接的支持。唯有这样做，才能有效挫败美军的攻势，进而有效遏制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此次对话中，毛泽东虽未明言我国派兵事宜，但其言外之意却显而易见。这实质上是通过尤金之口，毛泽东向斯大林传递信息的一次巧妙之举，充分展现了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初期所秉持的根本立场。

朝鲜战争终战之际，中共内部矛盾逐渐浮出水面。1954年元旦佳节，周恩来同志在北京接待了尤金，认真聆听了他对苏联政府在朝鲜问题上提出的数项见解。随后，1月3日，尤金抵达杭州，拜访了当时正在那里办公和休憩的毛泽东主席。

师哲回忆，在此次会晤中，毛泽东对尤金含蓄地透露：中共内部即将发生重大变故，其本质是“有人意图将我推翻”。毛泽东还说：“恐怕我们党内，乃至整个国家，都将面临一场动荡的风波。”尤金大惊。

起初，尤金的此次来访，其目的在于向毛泽东汇报苏共内部发生的重大变故——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接替其位，同时罢免了贝利亚的消息。在会晤过程中，尤金向毛泽东宣读了一份由苏共中央于1953年12月24日发布的声明，内容涉及对贝利亚的处决。随后，师哲将尤金所述内容翻译给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对判决书中提及贝利亚在内战、卫国战争时期，以及斯大林逝世后所涉阴谋活动的具体细节，向尤金提出了细致入微的问题。同时，他也对贝利亚与“外国间谍”以及“帝国主义代理人”之间的勾结与联络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面对毛泽东的提问，尤金逐一提供了详尽的回答。

让尤金感到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随后的神态与言辞。

在聆听完尤金的演说之后，毛泽东忍不住轻声一笑，随之开口言道：

此事并非孤例，在我方辖区也曾出现过相似的案件。依据北平解放后所披露的档案资料，我们得知张国焘——一位曾对我党背离的叛徒——早在1920年便已沦为反动势力秘密警察机构的走狗。

王明1930年在上海就曾被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过。尽管他已经是一个著名的中共人士了，但他却能够走出监狱，毫发无损，而那些不太出名的中共人士却被国民党处决了。

揭示贝利亚的真实面目，其意义不仅局限于苏联，更对全球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揭露与审判贝利亚的行为，表达了由衷的钦佩之情。

紧随其后，毛泽东郑重指出：“近期我们这里显现出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虽然并未普遍扩散，但已然对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绝不能掉以轻心。”尤金闻言，似有所悟却仍感迷茫，他只是张口结舌，表情中透露出深深的困惑。

毛续：中共党内近期，少数案例凸显，个别人试图挑拨政治局内部关系，激发成员间的对立情绪；更有甚者，企图放大政治局某些成员偶然的失误，将其描绘成习惯性行为，借此诋毁同仁。对此，我们正在进行深入调查，并迅速采取针对性措施，坚决遏制这种恶劣行为。

毛泽东郑重指出：“我们必须深刻牢记贝利亚事件。中国共产党深厚的历史积淀已充分证明，党内外各界的团结与凝聚力，是圆满完成革命使命的关键所在。关于团结事宜，中央委员会正在精心起草一份专门文件，该文件将严格保密，不对外公开。预计在两至三周内完成起草工作。文件一旦定稿，相关人员将负责通知你。”

会见毕，毛对师哲说。“请即刻整理尤金大使今日的详细情况，形成书面报告，并转呈给少奇同志及政治局各位同仁审阅。恳请少奇同志深思熟虑，就如何应对我们身边所面临的‘贝利亚’问题提出具体意见。”

这次会晤历时约四小时。当时，尤金自然尚不知晓，这实际上是毛泽东通过他向苏共传达的信息，即中共即将着手处理高岗的相关问题。

高岗

04

1954年3月31日，尤金在其日记中详尽记录了3月26日与毛泽东所进行的一次关键性会谈的诸般细节。

遵照中央的指示，我前往拜访了毛泽东同志，就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上如何协调苏共中央与中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之间的合作事宜进行了商讨。同时，我也向毛泽东同志转达了苏斯洛夫同志来信的具体内容。关于这两次会谈的细节，已有专门的备忘录予以记录。

经过对上述两个问题的深入探讨，我即将告辞。然而，毛同志却盛情邀请我留下，期望能就某些话题进行一番交流，正如我们过往所习惯的那样，以同志间的真挚情谊相待，这让我想起了我上一次访问中国的情形。

他在杭州的逗留期间，享受到了充分的休憩，心情也变得愉悦。在这段长达35天的休假时光里，他频繁地在山间漫步。毛泽东接着说道：“在我外出之际，”“外界流传着各种说法，有的传言我的病情严重，甚至有人断言我患上了重症肺结核，更有甚者，声称我已患上心脏病。甚至还有传言称，在我离世之后，高岗将接替我的位置。但事实是，你们可以看到，我身体状况良好，短期内绝无生命之忧。”

沿袭前述高岗的观点，毛泽东曾言：“长久以来，我心中总有一股感觉，党内党外均弥漫着某些异样现象。这感觉宛如地震，时而这里微震，时而那里波动，却始终难以确切锁定震源。直至去年六七月份，当中共中央召开经济与财政会议之时，这种异样感愈发突出。自1953年7月至12月，这种感觉愈发强烈，我明显察觉到党内似乎存在两个核心，一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另一则是隐蔽的、地下的。党内的敏感度对此尤为显著。12月24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此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后，许多事情便豁然开朗。如今，我们已洞悉这些现象的成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地震不会在别处再次上演。”

谈及“高岗事件”的诸多细节，毛泽东曾向我透露，中央全会落幕之后，两个委员会在两周的时间里，辛勤耕耘，最终成功地对诸多关键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明确。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高岗与饶漱石都曾经历过被捕的磨难。关于他们过往经历的某些部分，至今仍笼罩在疑云之中，但如今，众多细节已逐渐清晰。在私德方面，高岗的行为不端，涉及多位女性，其中部分已查证，竟然还牵涉到敌对势力。

目前，中共中央正多方调查，力求查明高岗是否与帝国主义势力存在勾结行为。众多有关高岗活动的珍贵资料，均由其秘书整理而成。高岗曾赴莫斯科处理贝利亚事件，归国之后，毛泽东继续指出，高岗展现出极为活跃的姿态。

这涉及个人崇拜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极端重要性。

尤其是自莫斯科返程归来，高岗并未返家，而是径直踏入北京饭店。那是一家省里前来出差的政治工作者常驻之地，他便在那里开始了他的游说工作。高岗与饶漱石组成的反党集团，正是借助这种策略，暗中展开活动：表面上宣称对毛泽东和林彪的支持，实则首先针对刘少奇发起攻击，随后又将矛头指向周恩来。

“显而易见，”毛紧接着说道，“这并非仅仅是个人私事，它实际上关系到我们党的团结与整体利益。”

我说，这是分裂分子的惯用手法，他们没有力量来公开反对毛泽东。

毛回应道，近期有人竟敢冒用他的名义，误导了众多同志，使得分裂势力在党内横行无忌。正是鉴于这一情况，他有必要迅速且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立场，否则，“分裂主义的病毒有可能扩散至整个党内”。

我曾提出让高岗加入政治局，并担任中央政府副主席一职。面对如今的高岗事件及相关应对措施，许多人质疑中央委员会为何未对此事给予关注。对此，我坦诚地表示，当时我的视力确实不佳。他们进一步追问，视力不济又如何进行工作？我的解释是，我的视力之后得到了恢复。在此事件中，毛泽东提及，去年年底他的健康状况有所下降。

苏联对贝利亚的审判，向中共中央昭示了揭露高岗反党行为的适宜路径。当时，毛泽东对高岗涉嫌反党一事抱有疑虑，尚未形成定论，因此他对与高岗的互动始终保持高度警觉。

我指出，由此不难看出，在杭州的会晤中，当话题转向让政治局成员全面掌握贝利亚案情的细节时，毛泽东并未提及高岗的名字。他解释称，当时中央委员会尚未完全知晓所有相关信息。最初，他们认为无需召开中央全会，然而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召开全会。他还提到，他个人的身体状况已有明显好转，这无疑为当前的形势增添了积极因素。随着更多关于高岗的信息逐渐浮出水面，许多疑点也得以逐一厘清。最终，决定将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对这一问题作出最终裁决。

我引用了列宁的话，一个政党在自身清理出自己的敌人将会变得强壮起来，我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共正在使自己强壮起来。毛说，这并不能避免将来冒出新的 “分裂分子”。对于我对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甚至党内也有 （阶级斗争）的反驳，毛泽东说：当外表上看来党内一切平安时，并不意味着党内真的是天下太平了。

提及高岗与科瓦廖夫之间的深厚情谊，毛泽东便向我询问是否曾有幸拜读过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的信函。我坦诚地表示，尚未有幸目睹其全文，但斯大林同志已向我简要概述了信中的关键内容。毛泽东随即表示，他自己保存着这封信，并乐意将它展示给我。信中，高岗对所提出的各项建议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信中的语气透露，在中央委员会成员中，除高岗之外，几乎难以找到一位堪称杰出之选的同志。高岗固然曾表示中央委员会内某些成员对美国表现出偏袒，同时还有个别成员持有反苏的立场，其言辞显然含有误导科瓦廖夫的意图。显而易见，高岗对此早已有预谋。

我向科瓦廖夫探询他是否依旧在职，他的回答是：我对此一无所知，仅知晓他是一名深陷政治风云的铁路工作者。在我国，他并非一个显赫一时的人物。在与师哲的交谈中，师哲透露，据他所掌握的信息，科瓦廖夫现正担任煤炭部副部长一职。

05

1955年5月25日，尤金再次与毛泽东展开了一次秘密的晤谈。

举措正确鲜明。

在深入的交谈过程中，毛泽东对国内的局势进行了详述，并分享了中共党内的情况。

显而易见，胡风已成为地下反动组织的核心成员，该组织得到了国民党反动势力或日本特务机构的全力扶持。

毛泽东向尤金推荐了胡风，并提及他在1925年曾担任北京共青团的领导职务，然而其后其政治立场发生了显著变化。胡风曾两次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逮捕，但都迅速被释放。种种迹象表明，胡风可能曾受雇于国民党或日本特务组织。至于胡风所倡导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理念，其矛头直指共产党，他以笔为武器，企图通过文字进行攻击。当前针对胡风的反动运动以及我们进行的深入调查已经揭示，我们许多重要领导岗位上仍潜藏着“反革命分子”，其中就包括胡风分子，如女作家丁玲等人。

尤金全神贯注地倾听师哲逐字逐句地诠释毛泽东的言论。此时此刻，毛泽东的面庞上洋溢着坚定的神采，尽管声音低沉，却蕴含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他缓缓说道：

人们可以选择怎样做，跟党走，或者自甘堕落。我们现在有700万名中共党员，在不久前的换发党证中，我们将35万，也就是二十分之一的不合格的党员清除了出去，停止了他们的中共党员资格。他们都是或有着反党反人民罪行，或道德败坏、贪污腐败、乱搞两性关系，或者是投机入党，或者是动机不纯。

终究，胡风事件使得原本的坏事转化为好事，暴露出某些人意图混入我们执政党队伍以谋取私利的行为。

对此，我们绝不能容忍，必须果断地将他们从党内清除。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的清理工作尚未达到预期的力度，党内的胡风分子依然潜伏，这一状况充分暴露了问题的严重性！

若不进行坚决的斗争，如何能够妥善解决？我国阶级矛盾日益加剧。胡风及其同伙应成为前车之鉴，以此对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体进行警示教育，使他们始终保持对阶级斗争的高度警觉。

毛走窗前，回言。

我方队伍中潜藏的叛徒，其行为莫测，表里如一，对我表面上装作忠诚，私下里却如同鬼影般狡猾。高岗与饶漱石在参与反党活动中，采取了两种迥异的战略。

高岗，此人道德沦丧，权力至上。在他的小圈子中，他散播流言，声称毛泽东周围存在着两个不可信赖的势力集团。其中一派以刘少奇为领袖，成员包括薄一波、李富春、刘澜涛、安子文等人；另一派则以周恩来为首，汇聚了政务院及解放军中的众多人士。

高岗声称要抵制这两个团体，以保护我毛泽东。这种说法谁能信呢？高岗的行为不端，生活放荡。他一周内参加八场舞会，无论何时心情好，便下令召女人到他处共舞，甚至邀请过苏联的女士与他一同跳舞，彻夜狂欢。舞池后室还设有床铺。这种行为太过分了，他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高岗在个人品行上多有瑕疵，政治立场亦显得颇为傲慢，其过往历史留下了不少污点。他曾与一位在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张明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对于这种关系，高岗辩解称，他仅仅是利用了张明远与苏联奉天总领事之间的纽带。

实在荒谬！1926年，张明远被中共除名，然而高岗却巧妙地将他吸纳进我党，并派遣其前往东北党校进行深造。在东北解放的关键时刻，高岗将他调至沈阳，投身于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工作。

毛泽东曾提及，在捷沃西安同志莅临我国之时，原本的陪同任务是李富春同志承担。但高岗同志积极争取，最终成功跻身于陪同捷沃西安同志赴东北的团队之中。恰巧李富春同志不幸染上感冒，使得高岗同志得以把握这一良机。

尤金惊愕。被誉为“东北王”的高岗，堪称我国最坚定的苏联支持者。他不仅坚定地秉持与毛泽东相同的“一边倒”立场，更是立志将东三省纳入苏联的版图之中。尤金向毛泽东汇报，他本人也曾陪同捷沃西安同志一同前往东北，在旅途中，高岗同志与我们有过两次深入的交流。这些谈话的核心内容主要聚焦于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组织架构。在整个交流过程中，高岗同志并未流露出任何试图与我们亲近的迹象。

毛未理睬尤金，言：

高岗携手捷沃西安同行前往东北，试图私下与即将访华的苏联高层取得联系，期望抢先掌握苏共的内部信息。他渴望加强与苏联的关系，意图赢得苏联对其个人的信任胜过对中共，从而对中共施加影响。这种做法过于冒进，苏联共产党难道会将个人私利置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之上吗？

饶漱石（右一）

毛泽东接着说：

饶漱石表面上对党忠诚，实则暗中为国民党和境外的特务机构从事秘密勾当。他堪比中国的贝利亚。他指派叛徒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与美、日及国民党特务机构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将我方情报尽数出卖，其所作所为与胡风如出一辙，两人均是我党内部的间谍。

毛泽东说：

饶漱石、杨帆与潘汉年，虽同被戏称为“臭皮匠”，却曾携手领导一个反革命团伙。潘汉年曾向蒋介石势力泄露了我方至关重要的情报。1950年的一月与二月，他透露了苏联空军一个师即将抵达上海的机密。此行为直接导致了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的空袭。蒋介石集团被迫撤离大陆后，潘汉年为蒋集团搜集情报贡献良多，蒋介石曾四次对其予以勋章，而这些勋章文件及其他证据，均已落入我方情报部门的掌握。潘汉年的罪行，理应受到应有的惩处！

尤金听着，不解其举，不问为宜。

潘汉年

毛泽东继续说：

我国苏联大使同志，追溯至两年前，即1953年，我国中共所遭遇的形势可谓严峻之至。

还记得1953年12月24日杭州的那次政治局会议吗？在那次会议上，我曾指出，我党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指挥体系。一个是以公开形式，致力于克服困难，这自然是由我领导的党中央委员会所负责；另一个则是秘密运作，利用各种挑战制造障碍，试图反对我领导的党中央委员会，这个秘密指挥体系在暗中散播各种谣言。

在那次会议上，我并未揭露地下司令部的领导人身份。但你或许有所察觉，高岗与饶漱石听闻此言，瞬间神色变得紧张不安，对我的话感到极度失望。随后，在你宣读有关苏共中央对贝利亚反党行为指控的文件时，他们的表情如同落水之犬，显得狼狈至极。

因此，那些意图背叛党的阴谋者，内心深处藏匿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畏惧光明的照耀，抗拒直面阳光的坦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