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与苏联的互动历程中，“蒙古”议题始终显得扑朔迷离。苏联曾强行占领我国的外蒙古，并先后与我国政府就此问题展开激烈辩论，争论持续不断。

起初，斯大林在处理外蒙古问题上始终坚定拒绝妥协，毛主席亦曾尝试提出要求，然而意料之中，他的请求遭到了断然拒绝。

谈判结果不佳

1945年，反纳粹联盟暗中签订了《雅尔塔协定》，苏联的介入使得“蒙古问题”得以浮出水面，成为公开议题。

协议之首要条款，明确以白纸黑字的形式载明，即“维护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现状”。

《雅尔塔协定》的缔约国中并未包含我国，然而，协议的首条内容却直截了当地涉及到了中国。从情理的角度来看，这一条款理应得到我国的认可。

昔日我国外交事务主要由蒋介石执掌，罗斯福的慰藉对象自是蒋介石无疑。然而，协议中提及的“原状”问题，却使得中苏两国陷入了纷争之中。

当时，宋子文身兼行政院院长与外交部长双重要职，因此，肩负与斯大林进行谈判的重任也就顺理成章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接到指令后，宋子文立刻率领代表团与斯大林进行了会面，然而斯大林的态度却让宋子文感到意外。

会晤伊始，宋子文便将讨论焦点转向“蒙古问题”。斯大林目光一瞥，随即向宋子文掷去一份文件，语气中带着几分傲慢，言道：您看到了吗？

斯大林的傲慢，宋子文虽看在眼底，却不动声色。他瞥了一眼置于眼前的物品，那分明是刚刚签署完成的《雅尔塔协定》。

宋子文轻轻伸出手，将那物拾起，随后语气平和地开口言道：“我只略知一二。”

斯大林的紧迫感远超宋子文的预期，宋子文话音未落，斯大林便迫不及待地打断了他。：“您当然可以就问题进行探讨，然而，谈判的根本所在便是以此为出发点，须知，罗斯福总统也是在此上签字确认的。”

斯大林立场坚定，无论宋子文如何陈词，都无法动摇其决心，遂直言不讳地表示：“若任何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其政权必然无法维持。”

“倘若在外蒙古问题上无法就共同条件达成共识，那么恐怕只得宣告谈判的终止。”

最终，即便宋子文的话语已至此等程度，斯大林的态度依旧未有任何动摇，这场所谓的谈判遂陷入僵局。

宋子文心怀失意，黯然离去。这场规模浩大的谈判，在斯大林的坚定立场面前，不得不戛然而止。与此同时，关于谈判结果不利的消息，亦传至蒋介石耳畔。

“我需要蒙古”

或许正如宋子文所言，外蒙古独立问题将直接关乎政权更迭，蒋介石对此不敢有丝毫松懈。

随即，他迅速向蒋经国发出了一封电报，简洁明了地表述道：“作为个人身份与斯大林展开洽谈，需详细阐述我国政府不予承认的缘由及背后的考量。”

蒋经国未曾稍作逗留，便急切地与斯大林展开了会晤，或许是受到了宋子文先前行动的启发，会晤便在未及开场之际便迅速启动。

斯大林就说道：“您为何如此坚持己见，不愿在蒙古独立议题上作出妥协呢？”

此语一出，蒋经国不禁愣神片刻，然而旋即，他迅速恢复了常态：您了解中国八年抗战。

为夺回失去的领土，驱逐日本人出我华夏疆土，无数英勇的中国人奋不顾身，前赴后继，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时至今日，领土的完整仍未得以恢复。

“若我们在外蒙问题上有所妥协，我国民众绝不会宽恕我们的决定，我们还将背负上‘背叛国家领土的卖国商人’的恶名。”

在这种境况中，我们该如何赢得民众的信任，又怎能谈起抗战之事呢？

斯大林点头应声。您所言极是，我亦能心领神会。然而，您须明白一点，此刻并非我向您寻求，而是您对我有所求。

换言之，若我国领土具备足以击溃日本人的实力，我自无提出此类要求的必要。然而，鉴于目前我国尚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故而此刻所言的一切，实则毫无实际意义。

中国之现状，蒋经国与斯大林皆心照不宣，然而，这绝非在国家重大事务面前屈服的理由。蒋经国语重心长地缓缓开口。

“为何您如此执着于推动外蒙古的独立？尽管其地域广阔，但居民稀少，交通通讯也存在困难，实在难以期待它能创造出什么奇迹。”

蒋经国的话语，字字透露着肺腑之言，然而在斯大林看来，他对此事持有独到的见解：“实话实说，我之所以重视蒙古，实乃基于军事战略的考量。”

“若某军事势力意图从蒙古向苏联发起进攻，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将面临被截断的风险，如此一来，俄罗斯岂不是陷入了绝境？”

斯大林指着地图说道。

蒋经国朝斯大林所指方向望去。“无需过分忧虑此类问题。一旦投身于对日作战，日本溃败后便再无翻身之力，自然也就谈不到再生的威胁。”

“我国已与贵国缔结了友好同盟条约，加之我国当前的实力，根本不构成对贵国的威胁。”

斯大林不这么想。“您所述非实，世间诸般力量，皆有可能被消解，唯独民族精神，乃坚不可摧之所在。”

“面对日本的难题，您认为应如何削弱其民族凝聚力？民族或许会遭遇挫折，但亦能重生，那时我们又应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面对斯大林对日本可能卷土重来的忧虑，蒋经国不得不出言安抚，同时亦着重指出，所谓的“复兴”并非一蹴而就之事。

或许是认为无需过多探讨在日本是否能够复活的议题，亦或是再无任何明显的理由可以推迟。

斯大林直接拒绝：“不能归还蒙古。”

言辞至此，任何进一步的言谈都显得多余，蒋经国胸中的话语最终未能倾吐，只得无奈地结束这场关于“蒙古”的争论。

以祝寿为名，欲再签条约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署，尽管苏联高调宣称“无意干涉中国内政，并承诺尊重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完整”，然而在“蒙古问题”上，这一议题似乎就此石沉大海，无疾而终。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便萌生了与苏联重新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念头，然而遗憾的是，始终未能觅得良机。

在斯大林七十寿辰之际，毛泽东灵光一闪，这难道不是一个绝佳时机吗？

毛泽东迎来了一个庆贺寿辰的良机，在踏上征程之际，他依然不忘向斯大林发送了一封电报。“若您决定签署这份新条约，我自会陪同周恩来一同前往；若您意意未决，我亦将独自前行。至于同行者，还请告知我具体人数。”

然而，这封电报如同之前众多电报那般，终归沉寂无声，毛泽东期盼许久，却始终未能盼来斯大林的回应。

在万般无奈之际，毛泽东只得亲自踏上开往苏联的列车。实际上，尽管他孤身一人，但此次出行的使命却深深刻印在他的心中。

毛泽东见面即直言。在我抵达之前，中共中央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议题主要涉及1945年所签订的条约……

斯大林未待毛泽东的话语落定，便迫不及待地接口道：“在您到来之前，苏共中央已经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者一致认同，1945年签署的条约不容修改，必须予以保留。”

在无奈的境地中，毛泽东只得与斯大林持续应酬寒暄，交谈间的主题虽有所变动，却最终还是绕回了原点。“斯大林同志，周恩来同志即将莅临莫斯科，不知能否请您稍作安排，让他前来一趟。”

斯大林眉头紧缩。“让他来就是了，没事找我。”

言及此处，实际上续谈已无必要。斯大林急于结束话题，心中忖度毛泽东在条约议题上可能还会纠结多久。

实际上，在毛泽东逗留莫斯科期间，斯大林对他给予了颇为周到的关照。然而，每当涉及关键事务，斯大林总是故意转移话题，这种做法让毛泽东感到颇为不悦。

怒火中烧，我毅然给刘少奇同志寄去了一封信。信中，我详细地记录了在莫斯科行程中遭遇的种种困境，同时简洁明了地阐述了写信的初衷。

期待着刘少奇及其他政治局委员能够在深思熟虑后，为本人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令人欣慰的是，刘少奇并未让毛泽东同志失望，他迅速回复了电报。

“鉴于斯大林的态度如此坚决，那么在庆祝完寿宴之后，您便可返程。继续这种僵持的对话，显然已无实质性的进展。”

显然，电报所传达的解决方案并未触动毛泽东的心弦，他亦未萌生退意。事实上，他此行初衷便是满怀信心，旨在凯旋而归。

在斯大林的寿宴落幕之际，毛泽东并未急于启程，而是选择继续逗留莫斯科。这一举措似乎预示着事态的后续发展将展现斯大林的妥协姿态。

当毛泽东的足迹刚刚踏上莫斯科的土地，美国方面便已开始蠢蠢欲动。杜鲁门总统发表讲话称：台湾自古以来即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并无扩张的企图。

艾奇逊公开发表讲演。美国与中国之间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举世公认，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抱有深厚的友好情感。然而，回顾历史，我们应深思：是谁将外蒙古从我国分割出去，以及东北地区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如今又归属何方？

这些露骨的挑拨之言，激得斯大林愤然跺脚，却未料到，毛泽东寿宴后未即刻离场，竟让流言四起，弥漫天空。

这无疑使斯大林陷入了被动的境地，当时他既对毛泽东在寿宴结束后未能及时返回国内表示了不满，同时又对美国方面的言论感到极度恼火。

斯大林面对毛泽东仍怒火未息。“艾奇逊讲话，你看了吗？”

毛泽东摇摇头：“还没来得及。”

斯大林怒斥道：“翻译已完成，请您过目。此人言论荒谬至极，我们有必要联名发布声明予以驳斥。”

毛泽东微微颔首，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决定联名以政府名义发表声明以正视听。然而，他们未曾料到，斯大林所谓的“政府名义”，实则只是借助外交部之口进行宣告。

知晓实情的毛泽东并未多言，仅是转首向胡乔木示意，命其代表新闻出版署发布一声明。显而易见，这样的结局令双方均感不悦。

此事终未尘埃落定，毛泽东在记者的面前坦诚直言。何时出发，视谈判进展而定。

在这场争执胶着之际，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在与斯大林初次见面时，周恩来便直言不讳地表达道：“欲与斯大林同志谈外蒙古事。”

周恩来话音落，斯大林脸色突变。“莫泽提到你们党已不再提及外蒙古问题，为何你却再次提起？”

周笑答：“鉴于我们已废除1945年代的相应条约，外蒙古独立之结果亦随之丧失了法律支撑。”

斯大林点了点头：“那应该怎么办？”

周恩来继续说道：“正是为了此事，我前来与您商榷。新政府已发布声明，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周恩来将精心起草的声明递至斯大林面前，斯大林俯首细阅，发现声明正文之外，附有两个补充文件。

这两个附件所载内容，一则涉及我国与中长路、旅顺港及大连港之间的协定，另一则则是关于外蒙古的声明。

对于斯大林来说，社会舆论与国际形势均已将他置于一个相当尴尬的境地，那所谓的“新友好协议”，他不得不签署。

表面上这场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较量似乎以毛泽东的显著胜利告终，实则，斯大林的让步不过是限于签署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64年夏季的七月，在讨论蒙古议题时，毛泽东发表见解，他言道：

雅尔塔会议虽赋予外蒙古名义上的独立，实则不过是其从中国版图中的剥离。实际上，外蒙古已被苏联所控制。关于这一问题，我们曾向苏联提出过将外蒙古归还给中国的可能性，然而，他们的答复是断然拒绝。1954年，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访问我国期间，我们亦曾再次提及此事。

由此可见，毛泽东公告中提到的“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双方对条约的详尽内容进行了探讨，并决定推迟数年以进行实际研究”，这便触及了外蒙议题的核心。

参考文献：

《纵横》杂志自创刊以来，已走过30载辉煌历程，如今隆重推出《〈纵横〉30年典藏：全52册》系列，于2013年与广大读者见面。

《斯大林为何多次拒绝毛泽东访苏请求——榆林网》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