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初期，战场布局主要划分为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和华东五大战略区域。在这五个战区中，一种常见的搭档模式尤为突出，即军事主官与政治委员的协同作战。其中，军事主官负责具体的军事指挥任务，而政治委员则主要负责政治工作。
华东地区，陈毅与粟裕，堪称一对无坚不摧的黄金搭档。陈毅肩负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重任，主要负责政治工作，而副司令员粟裕则专司军事指挥之职。
在东北，林彪与罗荣桓并肩作战，林彪主掌军事指挥，而罗荣桓则担纲政治建设和根据地发展。得益于罗荣桓的鼎力协助，林彪得以全身心投入战场指挥，只需端坐于地图之前，身后是坚实的板凳，便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在中原地区，刘伯承与邓小平并肩作战，分工明确，一主军事，一主政工，堪称珠联璧合，相辅相成。邓小平相较于其他政委，不仅在政工方面表现卓越，更具备出众的指挥才能。在转战大别山的岁月里，他曾经独立领军，与被誉为“小诸葛”的白崇禧展开智勇较量，用兵之妙，令人叹为观止。
在关键的西北战区，彭德怀独揽军事指挥与政治工作两大重任，担任西北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令人好奇的是，为何中央军委没有为彭德怀配备一名政治委员以助其一臂之力？
在胡宗南攻陷延安之际，彭德怀肩负重任，率领仅有的2万士兵与25万敌军周旋，同时还要确保在陕北辗转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安全。这样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宛如在易碎的瓷器店中捉拿窃贼，必须万分谨慎。假如当时能为彭德怀配备一位政委，他的负担无疑将减轻不少。那么，为何中央没有为他配备一位副手呢？
在我看来，彭德怀之所以未配备政委，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深厚的资历和崇高的威望。在十大元帅的序列中，彭德怀位列第二，仅次于朱德，且其地位亦高于林彪。
彭德怀投身革命较晚，直至1928年的平江起义，彼时他只是何键麾下的一名团长。起义成功后，彭德怀着手创建了第五军，随后与朱德、毛泽东的红军在井冈山实现了会师，从而成为井冈山五大元帅阵容中的最后一位。
随着时间的流逝，彭德怀却后来者居上，跻身中央苏区开拓者的行列。他不仅担任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更是中革军委的副主席，成为红军高层中的重要领导人。与此同时，林彪、徐向前等人的身影尚未出现在决策层的舞台上。
在军队体系中，彭德怀曾于中央苏区时期担任第三军团的军团长以及第一方面军的副总司令。进入八路军时期，他再度担任副总司令一职，位列朱德之下；而在解放战争期间，他继续担任解放军副总司令，其地位亦仅次朱德。从军队的声望角度来看，鲜有人能与之匹敌，其地位显得尤为崇高。然而，正因为这种超然的地位，为他挑选一位合适的政治委员便显得尤为困难。
当时的环境中，陈云、高岗等一众将领身陷东北战事，聂荣臻肩负晋察冀的军事重任，贺龙则专注于晋绥军区的后勤保障，而徐向前正与阎锡山在山西展开激烈交锋，皆无法分身。能够与彭德怀并肩作战的，实属寥寥无几。
彭德怀在革命岁月里，常身兼军、政双重职责，独立担当重任。自红军时期始，与他并肩作战的政委仅有滕代远、杨尚昆与李富春三位。及至后来，他大多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之职。而至朝鲜战争时期，彭德怀更是身兼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与政委的双重身份。
彭德怀不仅拥有非凡的资历和崇高的威望，其政治工作能力亦不容忽视。在众人眼中，彭德怀仿佛是一位挥师千军、气吞万里如虎的统帅，性格刚烈、雷厉风行，似乎与那种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政委形象格格不入。然而，实际上，彭德怀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司令员，更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委员。
彭德怀自湘军时期便结识了段德昌等共产主义者，深受马列主义思想的启迪，对共产党人的高尚思想和卓越品质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对他而言，这如同在漆黑的夜晚觅得了一盏指路明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和胜利的征兆。自此，在共产主义的照耀下，彭德怀如饥似渴地研读进步书籍，汲取智慧，并立志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因此，在治军之道上，他特别重视政治工作。
在湘军麾下，彭德怀创立了士兵委员会，并亲自拟定了一系列章程。这些章程明确了坚定的政治立场：秉持孙中山先生遗愿，积极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决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借权，废除领事裁判权；致力于推翻军阀统治，打击土豪劣绅，推行减租减息政策，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通过设立士兵委员会，实施士兵自治，有效地团结与教育了众多士兵，使他们自觉地投身革命事业，彭德怀所率领的部队因而展现出士气高涨、官兵和睦共进的新风貌。
随着政治领域的日益成熟与思想水平的持续提升，彭德怀在政工领域的才能亦实现了显著飞跃。经过数十年不懈的努力，彭德怀不仅坚定地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他所率领的部队亦蜕变为一支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贞不渝的强大军队。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彭德怀将军对部队的政治教育愈发重视。尤其是在西北解放战争的艰苦时期，他开创了政治工作的新模式。
到了1947年的岁末，战争的局势已明显倾向于我军。在西北解放战争初启之际，彭德怀所指挥的部队仅有两万余人，装备简陋，物资匮乏，衣衫褴褛，粮草不足；相比之下，胡宗南指挥的中央军兵力高达二十五万，其中不少装备了美式武器，且粮食与弹药储备充足。
即便处于极为不利的局势，彭德怀仍巧妙地避实击虚，集中优势兵力，将胡宗南部队打得节节败退，狼狈不堪。至1947年12月，陕甘宁边区境内除延安、甘泉、富县、庆阳、合水、盐池、定边等县城及沿公路的一些据点仍被国民党军所控制外，其余广大区域均已重新回归解放。
不仅如此，西北野战军的规模从1947年3月的两个纵队和两个旅，共计2.6万人，增长到了五个纵队和7.5万人。在这样的困境中，彭德怀为何能实现如此快速的扩军？实际上，这一切都得益于被誉为“运输大队长”的胡宗南。
在战场上，胡宗南屡遭败绩，其部下整旅整旅被我军彻底歼灭。这些部队在“随俘随补”政策的指导下，转变成“解放战士”。因此，西北野战军中相当一部分战士，原本是胡宗南部下。起初，西北野战军主要由北方人组成，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南方人的比例逐渐上升，成为主体。这主要得益于胡宗南的部队成员多为南方人。
尽管部队规模有所扩张，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亦不容忽视。随着兵员构成的显著变化，某些连队的解放战士比例竟高达80%以上。
频繁的战事导致生活物资极度匮乏，教育机会有限，这使得部队的思想状态极不稳定。许多解放战士始终困惑：“他们究竟为何投身战场？”
众多解放战士心中存疑：“毕竟国共两党同为中华民族，无论是谁执掌政权，本质上都是治理国家，何必让同胞之间相互争斗？”这些战士对于解放战争的合理性感到困惑。
“服役领饷，吃哪家粮便效命哪家。”此类战士抱持着强烈的雇佣兵观念，战时往往只出工而不尽全力。
除此之外，鉴于西北野战军面临着物资供应的极大困境，部分将士因畏惧艰辛，不时违反群众纪律。他们中的一些人贪恋生命，战时往往退缩不前。
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解放战士之中，同样在从根据地参军的一小部分子弟兵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更有部分干部显得骄傲自满，斗志不坚，对战争产生厌倦情绪，难以坚决履行战斗任务。尤其在二次攻打榆林的战役中，这种状况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面对这一状况，彭德怀深感忧虑。在致中央军委的报告中，他如此表述：
“在为期半月的榆攻战中，我军共伤亡2100余人，其中元大滩伤亡1600余人，八旅五团更是有百余人被俘。目前，第一纵队兵力约一万余人，而第三、第六纵队的兵力相当，相较于蟠龙、青化砭战役，人数有所增加。那时，第一纵队兵力不足八千人，但通过补充俘虏，兵力有所上升，有的部队俘虏比例超过百分之八十，有的达到百分之六十，整体来看，平均约在百分之七十左右。在这半年多的激烈战斗中，连、排、班的干部伤亡惨重，营级干部也有不少损失。新提拔的干部指挥能力较弱，对俘虏兵的管理较为棘手，他们常常感到孤立无援，进而产生畏惧心理。”
历史向我们揭示，军队的壮大并非仅靠人数的堆积就能提升战斗力。众多实例表明，人数的增多反而可能削弱战斗力。以天平天国为例，起初仅有数万广西太平军便足以从广西一路挺进至天津周边；然而，随着太平军人数激增至数十万，却难以抵挡仅数千人的湘军。由此可见，扩充军队固然关键，但整顿和提升军队素质同样不可或缺。
因此，彭德怀果断中止了军事行动，随即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整军运动。此举旨在提升部队的战斗力，增强士兵们的战斗意志与团队凝聚力。
1947年11月27日，彭德怀巧妙地策划了一场以诉苦和三查为核心的冬季整训。面对我军的强大攻势，胡宗南不得不将主力部队退守至延安、宜川、洛川地区，仅能勉强防御，已无余力反击。这一局面为彭德怀整军提供了宝贵的空间。
提升阶级意识，途径在于广泛开展诉苦教育活动以及土地改革纪律的宣传教育。
2. 对各级干部实施轮训，全面动员，开展民主评议，既肯定优点，又指出不足，回顾过往，规划未来。
3. 为壮大党组织，对涌现的积极分子与模范战士，我们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经过全连的民主评议，支部审议通过，再由上级党委进行审查，最终举行一场庄重的入党仪式。
在本次冬季整训中，彭德怀选择了以思想教育为切入点，具体而言，便是通过诉苦教育的方式展开。
无论是我国军队还是国民政府军队，成员大多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们曾深受地主、富农以及国民党反动势力所带来的种种苦难。有些人被迫卖儿鬻女，家庭破碎，亲人离散，家道中落；有些人则一辈子为地主辛勤劳作，却最终一无所有，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家徒四壁，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每个人的心中都藏着一本血泪斑斑的账本。
我军实施诉苦教育活动，旨在挖掘贫困的根源，深入剖析剥削现象：为何贫困者贫困，富裕者富裕？“为何地主豪绅不需劳作却能丰衣足食？”“国民党军队、官僚机构、权贵阶层，为何总是对穷人进行压迫？”
通过剖析这些典型例子，逐步挖掘阶级剥削的根源，揭示反动阶级所代表的是何种利益？劳动群众面对的共同敌手究竟是谁？为何全世界的穷人都应该视为一家人？
彭德怀率先推广诉苦教育，其目的在于让解放战士们明确“为何而战”的道理。唯有明确了这一点，战士们在战斗中才能发挥出积极性，无畏生死，勇往直前。
在彭德怀元帅的亲自主持下，一场场诉苦大会相继召开。与会解放战士们纷纷诉说着自己曾被强征入国民党军队的悲惨经历，描绘着那里的饥饿、寒冷、虐待与侮辱，以及常常被束缚手脚的苦难。指战员们无一例外地倾吐心声，共同控诉旧社会的黑暗。现场常常出现一人讲述，众人泪流满面的感人场景。
在西北野战军的序列中，第一纵队385旅率先开展了诉苦运动。彭德怀元帅更是亲临该旅，驻足三昼夜，悉心聆听战士们的诉说。
战士刘四虎，其家坐落在绥远丰镇，家中原本拥有12亩良田。父亲在农忙时节辛勤耕作，而在农闲之时则从事泥瓦匠的营生，日子过得倒也悠然自得。然而，同村的土豪马地主却暗中设下诡计，佯装聘请父亲修缮墙壁，却在夜幕低垂时将墙推倒。马地主却反咬一口，诬陷刘四虎父亲的手艺不精，要求其赔偿损失。
刘四虎的父亲虽心中有理，却难以言说，最终不得不赔偿马地主八亩肥沃的田地，并设宴以示赔礼。然而，四虎的父亲难以忍受这口恶气，竟舍弃了妻子和儿女，选择了以自尽的方式结束生命。提及此事，刘四虎激动得跳脚痛哭，在场的每一位听众无不为之动容。
来自四川的战士于德水，曾与家人共同承租地主40亩土地。不幸的是，其父失明后，家中的租债无法偿还，地主遂将耕牛牵走，使得全家陷入困境。年幼的于德水不得不在铁匠铺当学徒，即便到了新年佳节，也无力赚取分文。然而，在腊月二十八这一天，他却被征召入伍。不久后，他的盲眼父亲前来部队探望，于德水心系父亲，希望能从炊事班求得食物。然而，冷酷的司务长却无情地回应：“吃饭？先付钱！”面对无钱可付的困境，这位贫穷的士兵无法满足自己的孝心。
谈及此事，于德水情不自禁地痛哭失声。他哽咽着说道：“解放军确实与众不同，我刚被俘时，便目睹了他们对战士家属的妥善照顾。我们回家时，不仅得以乘坐舒适的火车，还额外给予了经济补偿！”
这一天，第六纵队的通信员刘德和倾诉了他的苦楚。他感慨道，自己家族三代，均为地主家服役，做长工。他的祖父在为地主烧瓦时，不幸遭遇窑顶坍塌，惨死在窑中。为了安葬祖父，他的父亲向地主借贷了五斗小米，用以购置棺材。然而，次年地主却蛮横地要求他父亲偿还两石小米。因无力偿还，地主便抢走了他的姐姐作为抵债，导致姐姐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最终精神失常。悲痛的母亲无法承受这一切，含恨离世。他的父亲愤愤不平，试图与地主理论，却反遭恶奴毒打，伤重吐血，最终倒在路边，命丧黄泉。
在全营大会的尾声，刘德和倾诉了他那满是苦难的家史，全营指导员听后，悲愤之情油然而生，泪水与愤怒交织，声声哽咽，泪流满面。
聆听战士们倾诉苦难，彭德怀心中既感悲愤又觉欣慰。悲愤源于战士们所经历的悲惨境遇，欣慰则因战士们认识水平的提升。
尤其是当他听到于德水的倾诉，他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对余秋里说：“翻身农民投身子弟兵，承受着地主豪绅的剥削与压迫，只经历了一层苦难；而被俘虏的解放战士，绝大多数都是贫苦农民，他们在家乡遭受地主的盘剥，在国民党军队中又遭受欺凌与虐待，承受着双重的压迫，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兄弟。通过诉苦，大家深刻理解了剥削的本质，明白了为何要为人民而战，为自己争取翻身的机会，对敌人的仇恨愈发深重，战斗意志也因此更加坚定。”
在为战士们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之后，彭德怀迅速启动了“三查运动”。所谓的“三查”，即查阶级立场、查思想觉悟、查战斗意志。
审查阶级成分，旨在识别军队内部的敌对分子、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以及那些存在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员。经过这场运动，我们揭露了超过一百名潜伏的敌方军官和密谋叛逃的间谍分子，同时淘汰了一部分恶习难改的兵痞和流氓，从而进一步净化了党的队伍。
审视思想，实则是对您是否符合共产党人的标准、干部的资格进行检验，旨在揭示您的不足与过失。彭德怀同志明确指出，连队干部与战士应进行自我检查，营级以上干部需参与所在单位的检查活动，机关干部则需深入基层进行检查，以此促进民主氛围的营造。
最终，便是考验你的斗志，观察你在战斗中是否勇敢无畏，是否畏惧生死。
经过长达20天的诉苦教育和三查运动的洗礼，战士们终于洞悉了“苦难之源与仇恨所向”，内心深处响彻着“穷人必须翻身，国民党军队必须被消灭”的誓言。他们纷纷请缨出战，慷慨激昂地表示：“我们定要在战场上为仇恨复仇。”
凭借着这些坚实的思想基础，彭德怀趁势而上，大力推动了群众性的军事训练活动，提出了“全民皆兵，人人参与”的口号。在活动中，广泛实行官兵互教、新老战士互教，强化了技术和战术的培训。军事训练要求严谨，后勤人员亦需掌握射击技能。通过这一系列的练兵活动，将战士们的勇敢精神与战术、技术完美融合，从而有效提升了他们的战斗力。
经过为期二十天的整训，全军各部队纷纷举行团结大会。士气昂扬，求战之心炽热，士兵们纷纷挥毫泼墨，书写请战书与决心书，表达了投身战场、挺进蒋管区、解放全中国的坚定决心。
“人民解放军通过诉苦与三查实施新式整军，必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无敌于天下。”他还补充道：“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力相较以往，已实现了空前的提升。”
随后，诉苦运动与三查活动在全军范围内得以推广，这一举措成为吸纳和转化解放战士的得力工具，极大地促进了人民军队的有效壮大。
显而易见，彭德怀元帅不仅在军事和政治领域都才华横溢，更具备独立支撑大局的非凡实力。无论有无得力搭档，他都能将军队的战斗力提升至新的高度。彭德怀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战略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独特的治军理念与策略，不仅对人民军队的正规化、革命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我军未来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价值。
